强化自然科学方法和规范的权威地位

20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的问题在哪里呢?它们和所谓“欧洲科学的危机”和 “人类生活的危机”又有何关系呢? 自然主义态度的根本问题在于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层面的设定当作自在的存在。逻辑实证主义一 方面独断地设定经验实证方法论为唯一的、普遍的科学方法论，却不反思其合理性根据；另一方面， “一切有关作为主题的人性的，以及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全部都排除掉”(胡塞尔， 2001年，第16页)。不仅认识论的纯粹理性问题不再具有合法性，而且伦理和道德实践也不再属于 科学的领域，“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”。(同上，第19页)而新兴的自然主义则走 向极端：它不仅强化自然科学方法和规范的权威地位，而且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假设本体论化，虚构出 超越的幻象的体系。 20世纪对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态度的反思，并没有使我们真正理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所显 现的科学的本性，而是推波助澜，把披在生活世界之上的理念的外衣实在化，用超越的幻象取代生活 世界。自然主义对科学的这种“理性重构”，使得科学(广义的科学概念)和我们人类的整个精神生 活陷入了危机。正如胡塞尔所担忧的：“如果科学只允许以这种方式将客观上可确定的东西看作是真 的，如果历史所能教导我们的无非是，精神世界的一切形成物、人们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、理想、 规范，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样形成又消失，理性总是变成胡闹，善行总是变成灾祸，过去如此，将来 也如此，如果是这样，这个世界及其中的人的生存真的能有意义吗?”(同上，第16页) 可见，“科学的危机”的根源并不在于伽利略以来的数学—自然科学本身，而在于人们对科学的 非反思的自然主义态度。其中，在哲学家们对普遍哲学的理想中，不再关注纯粹理性的科学和信念， 放弃用理性规范自己的理想生活，是最为关键的原因。 因此，我们如果要克服科学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，就必须克服对科学和生活的自然主义态度， 超越自然主义的狭隘视野。彻底的哲学反思应该是超越具体科学而自己为自己奠基，并为科学和人类 的精神生活奠基。而一种追求成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的现象学，能为我们提供超越自然主义态度的 方法论武器；提供关于科学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洞见，从而为真正实现哲学对(广义)科学的奠 基、并重新塑造人类的生活理想指引一条富有希望之途。